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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尔果斯大撤离:公司注销遇“堰塞湖”,影视业寒流涌动

原标题:霍尔果斯大撤离:公司注销遇“堰塞湖”,影视业寒流涌动

冯小刚、徐静蕾等明星“大撤离”霍尔果斯

文|盛梦露 魏晓涵 编辑|王珊

34岁的影视公司老板王进只去过两次霍尔果斯。第一次去注册公司,第二次是注销。

一年前的3月,从北京飞往伊犁伊宁机场的航班座无虚席。为了迎接投资人口中总额十亿元的三个电影项目,王进和财务代表一起坐6个多小时飞机,再坐一个多小时汽车到霍尔果斯市行政服务中心,注册公司。

那时,已上映的《上海王》《西游伏妖篇》《北京遇上西雅图2》《老炮儿》等热门电影,片尾字幕里制片或出品方一栏频频滚动出霍尔果斯这个名字。

霍尔果斯市落在中国版图尾翼的边境上,古时是骆驼商队歇脚的驿站。21世纪第十个年头起,数万家企业在此落地,包括四千多家影视业相关公司。但只是几年功夫,数百家公司争相撤出,逃离这个“歇脚之地”。

在投资人要求下,王进在霍尔果斯注册了三家影视公司,等三个项目开展后用于合法避税。今年3月,尚未开展便黄了,他再次坐上飞往伊犁的飞机,注销三家公司。

“再待下去没有意义”,王进说,政策风险变得未知,成本骤升。

他离场后,政策的潮水扑来,对影视公司加强管理,曾经承诺的优惠政策收紧。王进的朋友是一家大型影视公司的股东,在霍尔果斯注册公司超过两年。王进透露,8月,这家公司计划撤离霍尔果斯,被要求补缴了曾经享受减免的税款,总额上千万。

聚在一起时,大家感慨当初像是头脑发热钻进了一个局,如今困在其中,徒劳无功。

王进的朋友大多都在撤退途中。霍尔果斯所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,当地党委机关报《伊犁日报》版面拥挤程度如同一年前的飞机。据财新统计,2018年6月1日至10月8日,232家霍尔果斯企业在《伊犁日报》发布注销公告,其中72家为影视节目制作、发行、院线等公司。仅9月29日,《伊犁日报》第十一版铺了一整版29条注销公告,近10家公司与影视行业有关。

霍尔果斯对影视业的两张面孔是影视行业近年急转直下的一个隐喻。火热时人人入局,如今有的割肉出局,有的如困兽挣扎,有的来去空空如梦一场。更大的“局”在霍尔果斯之外,被资本和政策搅动的市场无人可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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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《伊犁日报》2018年9月29日11版,整版29条公司注销公告,近10家公司与影视行业有关。)

注销“堰塞湖”

圈内资深人士林家祥人过中年,是九家影视业相关公司的法人。公司遍布北上广江浙,和霍尔果斯。

去年3月,林家祥在霍尔果斯注册公司,为了合理避税,做多利润。早在2010年,霍尔果斯出台“企业所得税5年免征”的优惠政策。但大家对可行性抱有怀疑,王进说,直到2015年霍尔果斯在北京开了一个招商推介会,慢慢地圈里人才对霍尔果斯熟知起来。2017年,优惠政策加码。霍尔果斯出台对上市公司30万到200万不等的奖励政策。此外,企业的增值税、个人所得税等符合一定条件后可获得相应的奖励。

林家祥算过,国内各个税收洼地比较下来,霍尔果斯的优惠力度最大,他的项目走霍尔果斯公司的账户,可以少缴近20%的税。对上亿的项目而言,节约的税款在百万级别。对明星而言,片酬原本按个人劳务缴税比例可高达45%,如今以霍尔果斯的工作室名义签合同,做小收入,可以把税款省去大部分。“太有诱惑力”,一位业内人士称。

2018年开年,林家祥感到政策的风向变了。霍尔果斯开始调整税收优惠政策。开始的变动还“不痛不痒”——要求企业实体经营,有场地和员工。4月前后,林家祥的公司接到电话,“要我们配合调查,说员工人数太少,至少五到十个,必须雇佣当地人,工资6000元一个人,每人配一个电脑。办公场地要租当地指定的写字楼,一个边陲小城,租金比北京很多地方还贵。”

影视业是资源集中型产业。大量资源集中在北京等地。“让我们把公司整个搬过去不现实”,北京一位电影导演说,尽管霍尔果斯也在筹划建设影视基地,“但霍尔果斯交通不便,人口稀少,最多是一个拍摄站点,不会是行业中心”。

在林家祥看来,人员和场地都是小事,最煎熬的是最近几个月,申领发票变得困难。正值有项目从电视台回款,林家祥急着要发票,但消息传来,发票限额一个月400万,“按这个速度,一个亿的项目要25个月才能回款,公司都被耗死了”。据了解,霍尔果斯最近开始限制企业每月增值税的最高开票金额。在影视公司出售作品时,购买方需要发票才能打款,这一限制影响了影视公司回款进程。

林家祥称,当地私下要求,如果自愿购买理财产品捐建当地项目,开票限额可以提升至1000万以上。他和圈内的朋友对此愤懑,“觉得他们不讲道理,变相减少了优惠力度,大家纷纷改合同,把回款账户从霍尔果斯的公司改回北京或其他地方的公司”。

王进的朋友都在撤离之中。大约从春天开始,注销公告逐渐占领《伊犁日报》的版面。“几千家影视业公司都是几年里逐渐注册进入霍尔果斯的,结果现在同一时间大量往外撤,形成了堰塞湖”,王进说。

他听朋友说,从5月起,注销公司特别麻烦,两个月起步,有的已经拖了五六个月,还在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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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北京朝阳区四惠地区的影视业园区,一家挂着“霍尔果斯特区代办处”牌子的门市门可罗雀。盛梦露摄)

王进注销公司后,几乎每天还能接到代理公司的推销电话。“和一年前不同,他们主营的业务从帮注册变成帮注销”。北京朝阳区东部四惠地区的影视业园区,一家挂着“霍尔果斯特区代办处”牌子的门市门可罗雀,工作人员称,半年前他们就不再代办霍尔果斯的公司注册业务,“注册太难了,要有实体公司”。

帮王进办理注销的代理人小杨在电话里说,“你运气真好,现在零申报的都消不掉,压在那。零申报的代理费8000元。有营收的,给两万都不一定能注销完,税务局说了算,不符合政策的还需要补税,1000万的利润可能要补缴400万税。”

王进解释,所谓“不符合政策”是今年8月后才有的情况。他的一个朋友项目进展到中途,用霍尔果斯的公司回款,有一笔600万的营收。此前,霍尔果斯的影视公司在记账时往往会省去成本,因为无论成本多少,企业所得税全免。而到了今年8月底,朋友在去税务部门开票时,被告知需要补税,理由是,出了新政策,但凡成本没有占到营收的50%,都要补缴税款。王进的朋友算下来,600万的营收要补缴200多万税,只能先搁置下来,和购片方重新签合同,让剩下的款项回到别的公司。

但霍尔果斯口岸国家税务局咨询员告诉《后窗》,税务局没有规定企业申领发票要交保证金等,“正常申领就可以”;公司注销时不需要补齐此前享受的优惠税款。

编剧出身的影视业老板潘婷说,大家对霍尔果斯的变化没有心理准备,据她观察,崔永元举报事件是一个转折点。

今年5月底,崔永元在微博爆料范冰冰等艺人用“阴阳合同”逃税。7月后范冰冰未公开露面,协助调查。国庆假期,国税总局公布调查结果,范冰冰和她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被追缴税款和罚款8.84亿元。

“如果不是崔老师的事件,我估计这事儿不会马上就会出现那么大的风云突变”,潘婷说,“公众感觉是个人恩仇,没有想到变成行业一个发酵起来的事情”。

但在王进看来,“范冰冰事件”只是导火索,“这个行业的事不是一天两天”。

“我从业以来经历过各种行业危机,这次是前所未有的”,林家祥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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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在天眼查以“霍尔果斯 影视”为关键词搜索得到的已注销企业有137家,所有公司在近五年内注册。)

资本潮中的甜蜜与忧愁

一年前的3月,林家祥也在飞往霍尔果斯的飞机上,“经常碰见王长田(光线传媒总裁)、于东(博纳影业集团总裁)”,到了霍尔果斯,最深的印象是整个城市空空荡荡,但霍尔果斯市行政服务中心很热闹,“楼前有个广场,排大队,人山人海”。

“不光是霍尔果斯,那几年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,各地争着优惠,霍尔果斯是力度最大的”,林家祥随口报出了同样用税收优惠吸引企业的多个地区——上海松江、青浦,浙江横店,北京怀柔,安徽,广西。

一时间,导演杜良发现圈子里的朋友都去霍尔果斯了,“当时的感觉是,如果不在霍尔果斯开个分公司,别人会觉得‘您是干这个的么?’”

杜良和朋友们很看好这个行业,从产业本身的体量看,还不及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,前景广阔。

怀着同样的信心,2015年股灾后,大量热钱涌入影视业。煤老板、地产商、基金公司入场,影视业开始经历资本狂欢。资本的逻辑随着千万、上亿的资金强灌入影视业。“资本不专业,无法评估项目的好坏,大明星是安全感的来源”,杜良说,“业内人都明白,有明星就赚钱,没有这个逻辑”。

一时间,大卡司的电影迭出,不少电影即使口碑极差也获得了巨额票房,票房纪录不断刷新。杜良坦言有阵子特别嫉妒,“特别不专业的从业人员、资金,就能做项目,赚很多钱。我们科班出身怎么就不行呢?”

王进记得,那段时间,行业里涌现出大量单个项目公司,目的就是单纯的资本运作。他举例,假设一个投资总额一千万的项目,一家公司拿到手后,把其中一半份额以两倍的价格卖给别人,最后电影上映,即使不赚钱,这家公司也一分不赔。“大部分投资份额出售的溢价在10%-50%。最近有一个电影出价3倍要卖份额给我,我没买。”

资本化的终极道路是上市圈钱。“拍摄方成立公司,拍一两个作品就上市,上市后身家翻几番,卖了就撤,估值一个亿的公司上市后市值七八十亿,他的份额20%,卷了十几亿就走了”。林家祥说。

资本热潮延续的2017年初,霍尔果斯为企业上市助力,实施奖励政策。再加上其税收优惠有利于做高企业利润、做实个税申报,成为影视企业上市的福地。

与此同时,行业浮躁成为那段时间媒体频繁讨论的一个话题,作品质量下降、全行业数据造假,“别的事还扛得住,十几亿放面前就扛不住了,干啥都行”。林家祥说。

很多风险都被忽略了。

一个北京导演在2016年被许诺了数百万投资,2017年夏天,他发现,市场突然没钱了。项目被尴尬地卡在中途。

2017年5月,《摔跤吧爸爸》在中国斩获近13亿元票房,大量中国电影公司去印度投资电影,导致印度电影版权费几十倍地上升。“我们周围的公司疯狂地买印度电影”,杜良说,结果2018年《厕所英雄》上映,总票房没有过亿。“中国观众不再认印度电影了”。

资本带来的,也终要拿去。

潘婷身边,“很多公司都出现大大小小问题,该倒闭的倒闭,该退退市的退市”。

“那帮拿个PPT到处去撞的忽悠分子,现在也都改行了,因为你忽悠不到钱了;比如说以前的煤老板、矿老板进来,基本上都是亏一堆钱,然后走了,发誓不入这个行当;一些一直拍烂片的公司,一直只想做资本运作的公司,越来越膨胀的公司,他们扛不下去了”,潘婷说,这是集体发酵、一个经历泡沫的过程。

现在,资本撤离的寒流席卷了行业,“资金越来越短缺,有钱的人收不回钱,没钱的人也拿不到钱”。潘婷说,“霍尔果斯或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,但它无形中给原本就艰难的公司雪上加霜”。

国内经济下行压力,资本回归理性,税收政策调整,内容限制,收购、上市被叫停……每一个变量都在把影视业的公司往悬崖边推。“公司大规模倒闭的寒冬还没到来”,乐正传媒副总裁及《影视产业观察》主编彭侃说,“但在跌向寒冬的边缘,在挣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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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影视行业上市公司欢瑞世纪(000892)自2016年底借壳上市至今,股价蒸发三分之二。)

“干倒闭了3家公司”

年轻的影视从业者小畅更真切地感知到低谷的到来。

10月开始,小畅几乎每天要吃几顿散伙饭。公司在经历一年里第二波裁员,“一个部门两个人要砍一个,大家每天都在刷招聘,给自己找出路”。

更早一波裁员在3月,突如其来,全公司“50多人砍了一半”。和一年前相比,影视业招聘的信息少得可怜,有人转行去开桌游吧,老板秘书离职后开了一家美容店。

小畅在2017年8月跳槽到这家公司,当时公司刚融到钱,马上要启动一个院线电影项目,制作费用数千万。“因为要给资方交代,选了个最快能推动的,不是多好的片。”影片因为制作原因推迟到明年暑期档上映。“这个片本身预期票房就不行,肯定要亏钱,到时候估计找发行都会很难”,小畅说。

不仅小畅的公司,受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影响,影视业普遍回款慢,招商情况糟糕。彭侃称,有的公司项目单一,受寒流影响,数月发不出工资。他分析,稳定盈利需要规模效应,例如在好莱坞,为了控制风险,一个公司一年拍20多部电影,只要赌中一两个就能扭亏为盈。但中国大多数公司达不到这个规模,在寒潮中抗风险能力有限。

小畅原本在一家投资电影项目的国企背景的公司工作。公司曾经投过多部过亿票房影片赚到了钱,转而制作电影。2017年同时进行3个项目,一个投了约6千万,最后票房未过千万,一个投了1亿多,制作完成一直搁置,另一个项目是国外大片,预计票房3-5亿,最后票房仅3000万。

最后这个项目上映前,大老板去寺庙烧香,原以为能得到佛祖荫庇。

今年5月,小畅办事重回之前那家公司,原本三四十人的办公区,只有几人留守,“两个在打游戏,财务和行政那儿还有几个人”。几天后,财务的人也被调回总部。现在她所有认识的人都走了,最后的消息是,公司去年巨额亏损,上面的集团不再支持。

“我干倒闭了一个公司,我一朋友说他干倒闭了三个公司”,小畅自嘲着大笑。

笑过之后,她安静下来,考虑到未来的出路,她希望能熬过这个寒冬,有自己署名的作品,再去一家大公司。如果现在的公司倒闭了,她也打算转行,去做运营,“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没安全感,朝不保夕”。

按照林家祥的预言,这股寒流过去,至少一半企业会倒下。王进的预测更悲观,“85%的公司会死掉。其中有很多是单项目公司”。

王进、杜良、潘婷急于和寒冬中倒下的企业划清界限。

王进觉得,如今的行业震荡对他们而言不算低谷,而是行业成长的必经之路,“趋向健康的变化”。清除掉毒瘤的过程,难免波及健康的细胞。他把自己的企业比作后者,虽然项目少了,但企业还能靠其他的业务支撑着,同时养着正在酝酿的新剧。

杜良更是用一种畅意的语气宣告,“我们认为没有低谷期。特别好,(那些不是以影视业为追求的人)别捣乱了!”

他们的企业,没有从资本热中获得多少好处,同样也未在资本寒潮中受太多牵连。他们对明年、后年或将存在的“内容荒”抱持希望。他们相信,行业在向更规范、更理性、追求质量的未来进发。

但前提是,挨过这个寒冬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王进、林家祥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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